▲马戎　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。

马戎表示，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，是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为人处世之道。习近平主席用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“精准画像”，意蕴深刻，引人深思。在国际交往中，包容性与和平性尤为凸显。中华文明具有和平性，中华传统文化追求不同群体和平相处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没有对周边国家进行过掠夺战争。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，各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融入了本土文化。中华传统文化是世俗文化，这与一神教文明有所区别。世俗性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追求“有教无类”，能够更平等地对待各个群体。理解了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，才能真正读懂中华文明的内核，真正了解中国人。

▲哈维尔·加西亚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、西班牙埃菲社中国分社前主任。

哈维尔·加西亚认为，中国历史悠久，文化遗产丰厚，然而由于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，外界往往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。中国有必要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中的务实精神、中国历史中的和平传统、诸子百家丰富的思想理念，这些都是世界文明宝贵的财富。中西文化具有诸多相似之处，聚焦这些中西共同点，可以更好地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，更好地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历史与传统。

▲许建英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、新疆研究室主任。

许建英表示，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体现在政治、社会、个人、自然四个层面。政治层面的和平性，重视政局稳定以及天下太平；社会层面的和平性，重视人人和平相处以及社会和谐；个人层面的和平性，即人的性格平和，心绪协调；自然层面的和平性，即自然界阴阳平衡，万物和谐。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反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，体现为世界和谐、天下大同的和平观。

▲小约翰·柯布　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、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。

小约翰·柯布在视频发言中指出，美国文明的核心是个人主义，但美式个人主义文明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，突出表现在种族、性别、资本等诸多议题上。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意识认为，个人不仅仅代表他自己，也由他所在的国家、社会、家庭所定义。这种共同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人中心主义的缺陷。中华文明的共同体理念理应在国际领域发挥更大作用，期待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借鉴中国智慧，充分行使其职能，以化解敌意、消弭冲突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▲苏发祥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、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社长。

苏发祥从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人权理念切入，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他认为，儒家思想的人权理念体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“人”的发现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本主义的“人学”，主张人在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；二是人为宇宙的中心，儒家思想中有“人为天地之心”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等观点，肯定人的中心地位和价值；三是民为贵，儒家思想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，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；四是和为贵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。中国式人权文明开辟了人权保障的新路径和新模式，为当代国际人权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▲巴西卢拉研究所研究员　梅丽莎·坎布希。

梅丽莎·坎布希从全球南方的视角阐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。她指出，新自由主义为全球带来了政治分裂、地缘冲突等威胁，而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重视稳定性、多极化，以及真正的多边主义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，为全球南方国家反对霸权的斗争带来了希望。中巴两国都是追求各民族和睦相处、反对暴力、崇尚和平的国家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，为巴西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。

▲王珍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、教授。

王珍以“和合共生”为核心，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。她认为，“和合共生”首先是一种自然规律，中华民族很早就揭示了物虽不同，但宇宙万物和合共生的自然规律。“和合共生”也是人类社会一种自觉的认识与行动，即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过程中，向着更高层次、和谐共处的方向发展变化。“和合共生”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。中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智慧，能够为解决包括民族宗教在内的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，给世界注入更多和平的力量。